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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黄任老和中华职教社在重庆的日子
作者:蒋子恒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14年09月15日 点击数:

  七七事变,紧接着八一三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上海,妄图鲸吞中国 。在这国家、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黄任老率领中华职教社师生奔赴抗日救亡的道路。 先在上海前线,继又途经桂林、长沙、武汉,历尽千辛万苦,辗转来到了重庆。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黄任老就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著名的职业教育家和积极热心的社会活动家,最后成为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诤友、国家领导人。他虽是前清的举人,与时俱进,早年去欧、美及亚洲各国考察,又几乎跑遍全中国,深感要改变我国贫弱落后的状况,沉思只有实现“教育救国”的梦想。在老师蔡元培的支持下,他联合各方人士,1917年发起组建了中华职教社,1918年在上海陆家滨白手起家,兴建起中华职业学校。同时,主办《教育与职业》理论刊物,进行研究、试验、总结、推广,提倡“劳工神圣,双手万能,手脑并用,敬业乐群”;提倡“学以致用”,把职业教育的目标,原“为社会服务之预备”,重新解释为“为民族谋独立与繁荣”。他同中华职教社又创办了《救国通讯》,后简称《国讯》,以鼓吹抗日救国。黄任老苦苦求索20年,他的《教育救国》和后来的《大职业教育主义》,却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铁蹄践踏得粉碎,从而展开了他生命历程的新篇章。


 

  1938年,中华职教社迁到重庆张家花园菁苑后,立即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恢复中华职业学校,在大田湾办起实习工厂。由于日本大轰炸的缘故,学校、工厂不得不疏散到距城几十里的江北黄桷坪和白沙沱两处。贾观仁任校长,继续坚持办学。这个学校办有商科、机械科、土木科,还接受教育部委托开办全公费的会训班、机训班、中技科等,合计师生1000余人的规模,为重庆当时最大的职业学校。我是1944级学生,1942年在黄桷坪入学,深感当时学校学风好,求学上进的风气非同一般,自觉性高。学费较低,清贫的学生多。师生同甘共苦,艰苦朴素,蔚成风气。教学很认真,无教材,老师编,学生刻蜡版,每门课都超计划完成。吃的是平价米,学生称为“八宝饭(内有谷子、稗子、石子、雀屎、老鼠屎等)”。一次早餐之后,选出谷、稗、杂物满桌,已习以为常。住的是茅草棚,点的是桐油灯。在战火纷飞中,这已是一个很难得的学习环境。学校对学习优秀的,前三名免缴部分学费。每期我除了免缴部分学费外,加上代刻蜡版费,对于清贫的学子来说,已是丰而知足了。利用课余,我还代陈文老师抄写几十万字的《商业概论》出版,并不感到是负担。
 

  每周星期一上午,全校照例集中起来开周会。开周会,就要唱校歌:“努力!努力!……”,唱社歌:“为先劳而后食兮,嗟我人群之天职……”。开初,不完全了解其意,久之,则习以为常,自觉付诸行动;长大后,愈发想到它深远的意义,至今仍念念难忘。开周会,总有职教社领导黄任老、江恒源、杨卫玉和贾观仁校长、陈文主任等或学校其他老师讲话。黄任老多次到黄桷坪视察讲话。一次讲“松潘之行”,生动讲述他到四川松潘作社会调查的情况,讲述四川边区人民风土人情,勤劳勇敢,生活异常艰苦,吃的是“包谷饭”。老乡将包谷磨碎,粗的蒸成饭,细的搅糊糊吃。当地缺盐,贫困人家将锅巴盐吊在屋中间,要吃就放在锅里搅几下,十分珍惜等等,使我们感同身受。记得一次讲他的心得:贫贱生勤劳;勤劳生富贵;富贵生骄奢;骄奢生贫贱。他列举了很多生动事例,娓娓动听,鼓励同学们要一生勤劳,至今尚历历在目。从表面现象看,似乎是这样循环联系的,但社会贫富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有待细究。黄任老为了实现他对职业教育的主张,切实改革我国教育脱离实际生活,做到学以致用,他以第四子黄大能亲身作实验,在上海让黄大能到中华职业学校学习,毕业后上岗工作一段时间,考入复旦大学学习;毕业后又工作一定时间,再考到英国留学,成为土木建材工程具有权威的专家。他推荐“读书——工作——再读书——再工作”的模式,指出求知之路,也为经济困难的学生指出自力更生求学上进之路。其所学的知识不单学得活、管用,而且成才也快。这些问题在同学中广为议论和传播,在我的心灵里也深深扎下根来,激励自己不为环境所迫,不为贫困所吓倒,依靠自己双手,不断努力奋斗,一定会造就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一般人对职业教育不清楚,产生错觉,甚至认识较模糊。究竟中华职业学校的质量如何?要从比较中才能鉴别出来。记得我读高中二年级时,班上五位同学投考朝阳法学院,考上了三个,后因费用太高,都未去入学(在朝阳学院吃市价米,一周伙食费,大约相当于中华职业学校一个学期的费用)。可见质量在一般之上,决不是仅仅为了“找饭碗”、“学手艺”而已。其实,既有理论,又能亲自动手的适用型的人才难得。每期在毕业之前,用人单位都主动到校联系挑选适用的人才,钉对钉、铆对铆,往往出现不够分配的情况,这在当时毕业即失业的社会里,确实是一个奇迹!学校实习工厂,要出两种产品:一是培养、锻炼人,不单是说,不单是写,还能动脑、动手做;二是生产实用产品。中华职业学校实习工厂生产的车床、刨床等,我在70年代中还看到重庆大学实习工厂在使用。
 

  中华职教社的领导作风,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为了实现职教社的宗旨,他们全面关心学生的成长,把学生当成同是一家人,为学生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当时有机训班余学渊同学毕业分配到工厂去,首先为找铺保难住了。他家虽在重庆,却找不到铺保,于是抱很大希望,直接找职教社领导杨卫玉述说实情。杨老接过申请书,话无二句,立即签字、盖章,予以担保,圆了余学渊同学的梦。顿时,使余学渊万分感动,喜出望外,终身难忘。后来,余学渊同学工作一段时间后考入朝阳法学院,解放后参军,作为南下干部回到重庆,现已86岁高龄,还常常念及此事,实在难得。职教社领导与同学打成一片,总是有求必应,有言必信。黄任老给陆晋三同学题词:“事闲勿荒,事繁勿慌。有言必信,无欲则刚。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成了大家的座右铭。他给机械科蒙仁智同学的题词:“理求真,事求是,言必信,行必洁。”蒙仁智同学爱若稀世之宝,直到逝世,仍珍藏在家。他毕业后考入同济大学,解放后为重庆钢铁公司高级工程师。土木科金玉良同学,毕业后考入重庆大学土木系,现为重庆城市建设学校高级工程师。同学们毕业后,由于手脑并用、敬业乐群、自觉性高、主动性强,一般比同辈成长快。特别是著名小说《红岩》中的江姐,即江竹筠烈士就是会训班的同学;被捕入渣滓洞的彭立人烈士就是机械科的同学,胡友猷烈士就是商科教师,许晓轩烈士就是职教社工作人员。他(她)们为追求真理,为民主、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诞生,在国民党监狱中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血洒江天,树立了中华儿女光辉、伟大的形象!可敬,可佩!可见职业教育之路,是培养手脑并用、敬业乐群、创新人才之路!是培养适用型人才之路!也是坚持真理、教育成功之路!
  在抗战烽火中,黄任老和职教社老师对推广职业教育的努力,兢兢业业,从未放松。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 1939年春职教社在昆明举行了三周工作讨论会,会后发表的《今天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一文说:“职业教育的目标何在呢?本社工作的目标又在哪里呢?往远处说,是在实现一个民主幸福的社会,在那社会里,确切达到‘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的目的。就近处说,本社的使命是在以最高的积极性参与抗战建国的努力。”

 


 

  抗战八年的实践证明,黄任老和职教社老师是一心一意为团结抗战尽心尽力的,也是黄任老时时操劳操心的事。他们以满腔热情,为国共团结抗战,消除隔阂、磨擦,从中作了大量的工作。黄任老不管别人怎么说他是“和事佬”,只要有利于团结抗战的事,他就坚决去办;对投降叛敌,就坚决反对。特别是访问延安归来后,斗争更鲜明,更坚决,这也是他人生新的起点。在长期与共产党领导层接触中,他对共产党人诚挚待人,亲切交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也深深受到教育和感动。

  黄任老与共产党领导人初次交往,是1937年12月22日在长沙趋访八路军代表徐特立,纵谈抗战形势,殷切期望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到底。他说:“立国要有力量,能自立,但同时要有朋友,不可孤立。”1938年5月,黄任老在武汉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和周恩来见面。同月生活书店举行店员茶话会,他和周恩来应邀畅谈抗战形势,这是难忘的初次会见。同时,在参政会上结识了董必武、吴玉章、秦邦宪、邓颖超等共产党参政员,从此相互经常往来,深切长谈,建立了诚挚的友谊。
  1938年8月13日,《国讯》在重庆复刊后,始终鼓吹团结抗战,不遗余力。黄任老亲自请周恩来撰文。周恩来在百忙中开夜车为《国讯》撰写了题为《今年抗战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全文一万多字,在1939年1、2月《国讯》上连载三期。
  面对汪精卫叛国投敌,国民党一再掀起反共高潮,黄任老对中国抗战的前途十分焦虑。这时,周恩来同志正准备找黄任老商谈。黄任老对周恩来同志对国际形势、抗战形势的剖析论述衷心信服。于是特邀周在1940年9月29日,在职教社举办的“青年星期讲座”演讲《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听讲的青年群众势如潮涌,原定的抗建堂容纳不下,临时改在巴蜀中学的大操场,四周山坡上都坐满了听众。周恩来同志站在桌子上,以真凭实据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真相,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基本政策。这如同睛天一霹雳,震撼了山城。
  40天后,黄任老又邀请好友、著名经济学家、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马寅初博士,在“青年星期讲座”上作《战时经济问题》的报告。马寅初用大量事实材料,揭露了“四大家族”为首的豪门贵族,利用权势,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吸收大量存款,存入外国银行,准备后路。马寅初大声疾呼要征“临时财产税”,从“四大家族”征起,作为抗战经费。这是又一震动山城的重炮。不幸的是马寅初先生因此被捕,关进贵州息烽的集中营。这事给黄任老极大的震动和教训。他四出奔走营救。重庆大学学生连夜盖起寅初亭纪念马寅初先生被捕。黄任老送去一幅横匾,大书七绝诗一首:“顽龙经岁困泥中,忙煞驚曹斗草童。报道先生今去矣,一亭冷对夕阳红。”悬于亭中,亭门前由冯玉祥将军题“寅初亭”三字。
  特别使黄任老震惊的是接踵而来的“皖南事变”,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团结抗战的局势濒临破裂。他痛心疾首,连日奔走,作了大量协调工作,明确表示:“当局如此措置,绝对错误。”他深夜守候在电话机旁,等待周恩来的电话。同时眼睁睁看到培植起来的生活书店,各地五十多个分支店,先后被查封,店员被捕、被杀。邹韬奋忍无可忍泣别黄任老,拜托照料生活书店,出走香港。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批示,建立二、三线书店。经商定,把生活书店部分人员和资料转到中华职教社,新成立生活书店的第二线书店——国讯书店。
  1943年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被挫败以后,国民党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当年9月宣布:“实施宪改,还政于民”,并决定成立“宪政实施协会”。在风起云涌的民主宪政运动中,黄任老和职教社同仁积极投入斗争,筹办《宪政月刊》。每月举行一次“宪政座谈会”,把发言记录在刊物上发表,团结进步文化界,积极推动民主运动。“宪政座谈会”从一个沙龙式的清谈发展成千百群众声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重要战场,为推动民主运动作了出色的贡献。同时,民主运动也教育和推动着黄任老和职教社向前迈进。
  国共谈判一度颇有进展。当中共“七大”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国民党十分不满,在国民党“六大”上攻击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各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还作了单独召开国民大会的决定,遂使国共谈判僵持而陷于停顿。在双方紧张的关头,黄任老认真阅读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很有触动,打算对国共谈判做些推动工作。他先与褚辅成商量,决定邀约一些国民参政员,商量如何恢复国共商谈的办法。凭借他们热心团结抗战的胆识,精心策划,大胆直言,取得双方同意,由七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7月1日下午,六位国民参政员(原定七人,临行王云五因病未去)顺利到达延安,受到中共中央领导隆重热情的接待。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三十余人亲到机场欢迎。在延安虽只有五天,他们通过广泛与中共党政领导接触,采取大会、小会、参观、接访、走访、会友等形式,原来好些都是老朋友。黄任老和褚辅成、冷遹三人,还不声张自由自在地到各处散步,看市容、走商店,与店员交谈生活、物价、民风、民俗、民情等等,他们感到样样都很新鲜。在一千多人参加的欢迎会上,黄代表六位国民参政员致答词“盛赞延安的好风气,说他亲眼所见,“没有一寸土地荒芜,没有一个人在闲荡,政治上更是没有问题。”共同商定意见,整理出会议纪要。临别毛主席问黄考察的感想,黄任老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主席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一席对话,黄任老真不愧为我党的诤友,肝胆相照。毛主席在革命胜利后,多次提到黄任老这一出自《春秋左传》的警句。在延安的95小时,他亲身见闻,开阔眼界,澄清了他许多模糊思想,从中看到中国光明的前景,鼓舞了追求真理的勇气,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抗战和民主运动的实践,教育着他,使他逐步接受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指引。这是黄任老一生中重大的转折点,也是中华职教社的重大转折点。
  黄任老从延安归来后,大家都想知道延安情况,问长问短,请他作报告,他均乐于从命,忙个不停,于是他决定写成书。黄任老抓得很紧,不出半个月,写完《延安归来》,秉笔直书其所见、所闻、所谈,只讲事实,不加渲染。读者是最好的检验者。这本书,写得快,带头“拒检”,印刷、发行也快。初版两万册,几天内一销而空,成为大后方轰动一时的畅销书。这次拒检形成运动,得到重庆杂志界的支持和成都、昆明、桂林、西安等城市文化界、杂志界的响应,迫使国民党中央宣布从10月1日起撤销对新闻和图书杂志的检查。《新华日报》立刻发表了社论:《言论自由初步收获》,热烈庆贺“拒检运动”完全胜利。不幸的是,因结怨于国民党,1946年1月26日出现特务搜查黄任老住宅的事件,黄任老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黄任老在八年抗战中,主要精力从事团结抗日,民主宪政运动,创建民盟、民建,从事政治协商和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等活动,但他和职教社老师对职教事业的推动仍然不遗余力。在重庆办了中华职业学校、中华函授学校、职业指导所,还办了四川灌县的都江实用职业学校、昆明中华职业补习学校、中华业余中学、中华小学,并受实业界委托代为设计、创办职业学校,在后方各地推动职业教育。据国民党教育部统计,1943年后方共有职业学校384所,学生67227人。同时,职教社在重庆创办了职业教育的高等学校——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兢兢业业地扶植着中国职业教育事业的成长和壮大。八年抗战磨练,较之在上海艰苦奋斗20年,开创了中华职业学校,是很大的发展,为新中国职业教育奠定了基础。
  抗战胜利后,黄任老和职教社老师回到上海,满腔爱国热情和宏大的抱负却无法施展。由于内战全面爆发,黄任老所开创的《国讯》、《国讯书店》被查封,迫于经济困难,以变卖藏书、卖字为生。在他所作的《卖字》诗写道:“老来卖字是何因,不讳言贫为疗贫。早许名山题咏遍,未妨墨海结缘新。伤廉苟取诚惭愧,食力佣书亦苦辛。八法在心先笔正,临池白首学为人。”
  在庆祝职教社建社90周年之际,回忆职教社在重庆团结抗日的日子,放眼职教社迁到北京的今天,众校友深深感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为中国职教事业创造美好的社会条件。当前,职业教育被列为国家教育四大板块之一,职业教育事业的春天已成为美好的现实!在这新的形势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中华职教社、中国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美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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