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炽热的爱国心是黄炎培推行职教光照千秋的瑰宝
作者:沙区社 阮前绪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14年09月15日 点击数:

            
  131年前即1878年的10月1日,黄炎培先生出生在一个一无田地二无房产的穷秀才家庭,逝世于1965年12月21日,终年88岁。黄炎培先生由一个穷家小子,经历三个时代,成长为坚定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办者、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奠基人、开改革我国传统教育之先河的开拓者。
  1917年黄炎培先生在上海,为推行“职教救国”而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后,被选为执行部主任。为参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创建民主政团同盟,1945年12月16日又参与创建民主建国会,在两个党派中均被选为主要领导人。在新中国成立首届政府时,被任命为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1950年被中华职教社选为理事长,1954年77岁开始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及全国政协副主席,1955年被民主建国会第一届代表大会选为主任委员,1965年1月3-5日,已进入88高龄时,又被连选连任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及政协副主席。
  黄炎培的一生是研究推行“职教救国”的一生,是参加统战“与时俱进”的一生,是忧国忧民竭诚奉献的一生。
我们在去年纪念黄炎培先生诞辰130周年,学习、继承和实践黄炎培大职业教育思想的基础上,今天我们应深入领悟黄炎培先生推行职业教育的精神支柱——炽热的爱国心。
  黄炎培先生炽热的爱国心,主要从1894年正当17岁时,由甲午战争引发的。中国士兵和军官虽很勇敢,但因朝政腐败、软弱无能,致使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满清政府还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赔款银二万万两。对此,黄炎培先生悲愤至极,爱国之情与国耻观念勃然而生。他说:从此,“国家观念”占吾方寸之间。他开始涉猎古今中外强国兴邦的学说,寻求探索强我中华的康庄大道。18岁那年,他在姑父家中读到了赫胥黎著、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使他恍然大悟,他从此知道,不论个人、集体、社会乃至国家民族都要努力奋斗、自强不息,如果不然,势必处于落后无能的地位,就有被攻击、凌辱和沦亡的危险。
  1901年,黄炎培先生考入上海交大前身的南洋公学,接受了由改良主义者转变为民主革命家的蔡元培先生的师教,蔡元培先生是发起“教育救国”的旗手,他的博学多才和真知灼见,使年轻的黄炎培敬佩有加。黄炎培说:“最初启示爱国者吾师,最后提挈革命者吾师”。在蔡元培的教导和介绍下,1905年,黄炎培正式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为实现民主共和及三民主义而斗争。鉴于民生主义是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基础,黄炎培先生目睹国家的贫弱和人民的贫困,深感解决民生问题是国家民族的第一要务。而解决民生问题就需要帮助群众提高开发地力与开发物力的能力,使人们都能有知识有技术的从事各种职业。为此,黄炎培提出不推行职业教育就不能解决好民生问题。不推行职业教育,就不能改变国家的贫弱和人民的贫困。正如他自己所说:“从事职业教育是由人道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的驱使。”他主张推行的大职业教育,就是要使职业教育融入“全社会的运动”。
  黄炎培爱国思想推行的职业教育,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全面采纳及大力推进。1994年,李岚清代表中央对黄炎培开创的职业教育给予了“开改革我国传统教育之先河”的崇高评价。这些年来,社会上鄙薄职业教育的陈腐观念,不仅得到了有效的扭转,而且职业教育的发展出现了势不可挡的大好形势。2005年和2006年政府开始加大了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全国中等职业教育连续两年扩大招生100万。2006年全国中职在校生已占高中阶段在校生总数的46%。2007年起,重庆全市中职在校生已实现了与普通高中在校生总体相当的目标。各级职业学校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与社会需求相融合的“大职业教育”理念,已经成为引领全国职业教育发展的主导力量。
  黄炎培先生炽热的爱国心,不仅体现在推行大职业教育的实践中,而且还体现在许多涉及国家前途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上。
  1925年8月21日,黄炎培在太原大会堂作了《职业教育之原则及方式》的演讲,突出了职业教育“服务勿忘爱国,爱国勿忘服务”的总体精神,并于同年12月提出了职业教育必须与全社会的运动相融合的“大职业教育主义”。
  1930年3月24日,黄炎培提出了职业学校按需施教的办学方向。他在《职业教育机关惟一的生命力是什么》一文中,指出“职业学校的生命力,在于培养人才一定为当地所急需,而又在实际工作中能胜任。因此,各种职业学校,设何种科,定何种课程,均应根据当地环境的实际需要而定。”按需施教办学方向的定位,把职业教育明确纳入了服务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轨道。
  1931年黄炎培去日本考察中,得知日本将于年内进军中国的计划,回国后于5月29日专赴南京向蒋介石与外交部长王正廷报告了日本抓紧备战,年内侵犯中国的阴谋,但蒋漫不经心,王还大加讥笑,不到4个月,“九·一八”事变爆发,证实了黄炎培的忧患和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黄炎培和梁漱溟、江问渔、晏阳初等于1938年亲见蒋介石,提出了“发动群众参加抗战”的建议,并于12月21日与周恩来、张群等具体讨论了动员群众的问题。
  在抗战胜利的前夕,黄炎培在亲身感受共产党代表民族愿望、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又耽心会否步历代兴亡之后尘,年事已68岁的黄炎培,于1945年7月4日,在延安杨家岭窑洞会见了学生的学生毛泽东(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是黄炎培的学生),向毛泽东提出了共产党如何跳出历代兴亡的“怪圈”的问题。从此引出了329字发人深省的“窑洞对”。黄炎培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于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黄炎培用以上261字对兴亡怪圈的注释,集中说明了这样一个因果逻辑——由于振作起来:思想专注、精神焕发、作风艰苦,势必促成事业的兴旺发达。由于疏忽下去:思想松懈、精神涣散、作风惰落,势必导致事业的衰败消亡。那么,如何才能保持振作防止疏忽?如何才能跳出历代兴亡周期率的怪圈呢?时年53岁的毛泽东听了老师的老师黄炎培的这番话后,严肃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对毛泽东这68字的答话中将“民主、监督”四字视为能跳出“兴亡怪圈”的唯一法宝表示十分赞同。
  1950年,当美国发动的侵略战争逼近我国东北时,毛泽东打算用“支援军”的名义出兵援朝,在征求民主党派意见时,黄炎培直言不讳地说:“叫支援军不妥。”毛泽东问:“为什么不妥?”黄炎培说:“支援军是派遣的,谁派的呵?国家嘛!我们是不是要给美国宣战?”毛泽东说:“有道理!那叫什么好呢?”黄炎培说:“叫志愿军好。因为志愿嘛,就不是政府出兵,而是民间性质,是出于义愤,叫志愿军,在国际上也曾有先例。”这个名字,马上被从谏如流的毛泽东接受了。
  1954年5月17日,黄炎培在参加宪法起草座谈会上主张“国家元首称主席,不称总统”;主张执政机关“一律称人民政府”。黄炎培维护人民民主的主张,被纳入国家宪法,至今丝毫未变。
  1957年,时年已80高龄的黄炎培先生对全国开展的反右运动十分关切,于6月15日向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表示,对反右斗争扩大化提出了不同意见。黄炎培说:“不要树敌过多,要把可以拉过来的人拉过来,而不要把这样的人推到反党这一派那里去。”后来中央采取措施,纠正了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历史证明黄炎培的主张是为国家长远利益着想的政策性高见。
  今天,我们学习黄炎培先生炽热的爱国心,就要高举黄炎培的爱国主义旗帜,树立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高尚情操,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民众大事,关心地区大事,关心系统大事,多学习、思考、多研究、多献策。
  我们学习黄炎培先生炽热的爱国心,就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忠实继承、改革创新、全面推进黄炎培先生开创的大职业教育事业,使这项利国利民万年长青的崇高事业,在我们的手中能得到更好更快地发展。
  我们学习黄炎培先生炽热的爱国心,就要重视教育者“金的人格”示范形象的塑造,实践教育者的自我教育和自我完善,以身作则,把我们的学生培养成为具有“爱国爱民的正气、勤学成才的志气、自力自强的豪气、自尊自律的骨气及诚信乐群的义气”的中华民族特色的后代。

 

(2009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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