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重庆市中华职业教育社官方网站,今天是
您当前位置:重庆市中华职业教育社 >> 首页项目 >> 社员园地 >> 浏览文章
黄炎培:卢作孚教育救国思想的引领人 ——为纪念中华职教社成立100周年而作
作者:刘重来 来源:重庆市中华职业教育社 发布时间:2017年05月23日 点击数:

黄炎培:卢作孚教育救国思想的引领人

——为纪念中华职教社成立100周年而作

刘重来

1914年,21的卢作孚在上海经友人介绍,认识了黄炎培,不想两人一见如故,开始了长达38年的密切交往,结下了深厚友情。

说到黄炎培和卢作孚,如今的青年人可能比较陌生了。黄炎培是我国著名教育家,是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倡导者和奠基人,是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发起人之一。而卢作孚则是我国著名爱国实业家,是民国时期最大最有影响的民族航运企业——民生实业公司的创办人,被毛泽东赞誉为发展我国民族工业不能忘记的四位实业界人士之一。他主持的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是民国时期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持续时间最长,成效特别突出的一个。

然而说到黄炎培和卢作孚的友情,确有与众不同之处:一是两人年龄相差15岁,黄炎培生于1878年,卢作孚生于1893年,但年龄的差距并没有成为两人友谊的隔膜,反而因这忘年之交使两人关系更加亲密。二是两人交往时间长达38年,而且在这38年中交往非常频繁。仅从黄炎培日记中所查,自1930年至1951年底,记录两人交往次数就多达283次。正如卢作孚的孙子,民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卢晓钟在阅读了《黄炎培日记》后所说:“卢作孚是黄炎培一生中交往程度最高,联系最紧密的挚友之一。”三是黄炎培不仅是卢作孚知心信任的至友,而且曾是卢作孚走上“教育救国”之路的引领人。黄炎培的实用教育、职业教育思想对卢作孚一生都有很大影响。

一、上海之行——“教育救国”思想形成

众所周知,卢作孚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其一生跨越了“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三个阶段。而卢作孚正是在探索救国之路中结识了黄炎培,并成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卢作孚17岁就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体——同盟会,并积极参加了四川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然而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腐败的清王朝,但中国仍处在政治黑暗、社会动荡、外侮日逼、国弱民穷之中。严酷的现实使卢作孚迷惘、困惑。为此,191421岁的卢作孚来到当时中国经济文化发达、思想活跃、人才荟萃、信息灵通,与外国联系最密切的上海寻求救国真理。

卢作孚来到上海后,常到商务印书馆看书,认识了商务印书馆门市部职员黄警顽。通过黄警顽,卢作孚幸运地结识了黄炎培。

此时的黄炎培,已是我国教育界的知名人士了。他1912年出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次年出任教育部“课程标准改革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虽然两人年龄相差15岁,但黄炎培发现卢作孚不但聪慧好学、谦虚朴实,且忧国忧民,志向高远。因此两人谈得很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于是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此时的黄炎培正是一位坚定的教育救国论者。他对辛亥革命后中国出现的乱局的见解是:“谓此纷纷扰扰之原因,与其归之于道德问题、知识问题,不如归之于教育问题。”为此,他明确提出了教育救国思想:“吾辈宜十分信仰教育为救国唯一之方法,而以全力注重之。”

当时社会上不少人认为中国最大、最困难的问题是民众生计问题,黄炎培认为解决民众生计问题的根本办法是教育。他说:“今吾中国至重要、至困难问题,厥惟生计;曰求根本上解决生计问题,厥惟教育。”

黄炎培的教育救国思想,对卢作孚是个很大的震撼。在黄炎培的热心引荐下,卢作孚又参观了上海的一些学校和教育机构,又系统学习了一些有关教育的书籍。他开始反思辛亥革命的种种教训,逐渐认识到,辛亥革命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广大民众的真心支持,而只是少数精英在奋力呐喊,在冲锋陷阵。而广大民众对革命,对共和根本没有认识。

在黄炎培的影响下,他认识到,只有唤起民众的觉悟,才是真正救国之道。正如卢作孚的儿子卢国纪在《我的父亲卢作孚》一书中所说:“通过一年的学习和观察,我的父亲对救国道路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想法,认为要救国,首要必须使广大民众觉悟。要使民众觉悟,就必须广开教育。于是萌发了从事教育以启民智的思想。”也正如卢作孚的外孙程晓刚在《百年心事·卢作孚传》中所言:“‘教育救国’理念的形成,是卢作孚此行(指上海之行——笔者)最大的收获”。自此,在黄炎培的影响下,卢作孚由革命救国转而走上了教育救国之路。

1916年起,卢作孚陆续发表了《各省教育厅之设立》、《教育经费与教育进行》、《教育方法与暗示》、《教育行政之要义》、《教育考察团之组织》等文章。阐明他的教育救国思想。如“教育为救国不二之法门”,“教育为国家根本大计,法治赖以立、实业赖以兴,军备赖以裕,即为国家赖以存”,“国中万事,希望若绝,寻求希望,必于教育事业”,“一切病象,皆缘于人,须教育救治之;一切事业,皆待于人,须教育兴举之”,“乡村第一重要的建设事业是教育”等等。

不仅如此,卢作孚还全身心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去。从1915年起,他当过小学、中学、师范学校的教师,出任过政府教育官员,开展过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和新文化运动以及民众教育运动。

可以说,卢作孚一生重视教育,并在教育事业中作出了重大贡献,都与黄炎培的教育救国思想熏陶有很大关系。

二、一生重视职业教育——“中国根本问题是人的训练”

黄炎培自1912年发表《学校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后,一生都在倡导实用教育和职业教育。他认为旧的传统教育的一大弊端是教育未能与职业沟通,脱离了社会活动和生产活动。而改变这一状况的方法就是“沟通教育与职业”。他认为职业教育应当使“人人须勉为一个复兴国家的新国民,人格好、体格好;人人有一种专长为国家效用”。他把“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作为职业教育的终极目的。

1917年,黄炎培联合蔡元培、蒋梦麟、张謇、梁启超等48人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这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研究、提倡、试验、推广职业教育的机构,也是我国现代发展最大、活动时间最长的人民教育团体。

黄炎培的实用教育和职业教育思想对卢作孚影响很大,正如卢作孚的外孙程晓刚在《百年心事·卢作孚》传中所言:“黄炎培对职业教育的热情和执着,对青年卢作孚影响甚巨。”尽管卢作孚自1925年又从教育救国转向实业救国,但他始终重视教育,特别是重视职业教育。正如他在1948年已是我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民生公司的总经理,却还说:“自己现在是办实业的,但实际上是一个办教育的,几乎前半生的时间,都花在办教育上,而现在所办的实业,也等于是在办教育,是想把事业当中全部工作人员,培养起来,提高他们的技术和管理能力。”

卢作孚无论是在航运事业上,还是在乡村建设中,都特别重视对职工的职业教育。从1933年起,民生公司专门成立了训练委员会,并从公司每年纯利中拨出3~5%作为文化基金,专门用于职工培训。规定公司新招来的职工,必须进行2~6个月的岗位培训,接受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中心的思想教育和以工作岗位为主的技能培训。他先后在公司连续不断地举办轮机、护航、水手、理货、茶房等训练班。不仅新职工要培训,老职工一样也要培训,这种“全员培训制”在当时的中国企业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在乡村建设中,为了培养乡建人才,卢作孚举办了多期少年义勇队,招收中学程度的失学青年,授以文化科学知识,包括生物、地质、史地、数学、英文等,还要进行军事训练。两年一期,在学习期间也参与一些社会活动,如随中国科学社动植专家去川边、大小凉山等地采集标本,进行社会调查。在实践中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卢作孚也十分重视成人教育,他在以治安联防为主的峡防局内专门成立了民众教育办事处,办起了船夫、力夫、妇女、挨户、场期等学校。卢作孚还在北碚建立培训大本营,把民生公司和地方上的职业培训集中在一起。

19343月,卢作孚写了一篇题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训练》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强调:“目前中国人之所以不能解决许多问题,……不是先天缺乏了什么资质,……实是后天所从社会得来的行为缺乏了训练,缺乏了解决当前许多问题的技能的训练,所以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这种“技能的训练”就包括了职业教育。

卢作孚对于人的训练思想也得到了黄炎培的共鸣。1934624日,黄炎培与卢作孚等人在一起聚会,卢作孚讲起了“人的训练问题”,引起黄炎培极大重视,在当晚日记中写道:“卢作孚演说人的训练:越难训练的人,训练越有效。训练在先,造成风气。”

三、三十八年的莫逆之交

1914年黄炎培与卢作孚相识后,两人虽然相距甚远,但彼此交往非常密切,非常频繁。卢作孚常常趁去上海、江苏出差、考察的机会与黄炎培见面。如1930年卢作孚率队出川考察,就多次去拜访黄炎培,参观黄炎培创办的事业。从黄炎培日记中可知,卢作孚从327日到上海人文社拜见黄炎培后,4月又去参观中华职教社在上海徐公桥进行的乡村改造实验,5月在两人会面时,黄炎培亲笔题写“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孟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送卢作孚。8月在考察结束时,又登门向黄炎培告别。

而黄炎培也在卢作孚热情邀请下,多次来重庆参观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和在北碚主持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还多次被邀在民生公司和北碚演讲。19363月,黄炎培还被选为民生公司董事,直接参与到民生公司的工作中。黄炎培对卢作孚的事业既有高度评价、热心支持,也有坦诚忠告和批评。

有人也许会奇怪,黄炎培比卢作孚大15岁,但为什么两人关系如此深厚,且长达38年之久呢?我们可以从卢作孚去世后黄炎培写的《卢氏作孚先生哀词》中找到答案。

首先,黄炎培认为卢作孚是位有远大志向的人,一生都在为国家繁荣昌盛,人民的幸福而奋斗。他在哀词中写道:“君为何来?为的是国家,为的是人民。……君实为此大事而生。”在1936年黄炎培日记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一位叫黄子荣的人,想要竞选国大代表而四处运动,并找到了黄炎培。黄炎培规劝那人“不必如此,人格要紧”,并举出卢作孚为例子,说卢作孚之所以众望所归,是因为他能“为地方造福,因此大获民众信仰,不由运动来也”。

其次,黄炎培对卢作孚的人品非常钦佩。他在哀词中道出了对卢作孚的钦佩:“识君之抱负,惊君之才,知君之心。”在他心目中,卢作孚是一位有极高道德的人。他在哀词中称卢作孚是位“责在人先,利居人后!有罪归我!有功归人,奇艰大诽集中于君之一身”的人,说卢作孚一生为国家和人民有巨大贡献,但自己却从“不居功”、“不求名”。早在1936年他实地考察了卢作孚的乡村建设和民生公司后,对卢作孚的人品道德就有一个十分准确的概括:

把他的精神分析起来,他是耐劳耐苦的,是大公无私的,是谦和周到的,是明决爽快的,是虚心求前进的,是富于理想而又勇于实行的。

《庄子》有言:“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只有心心相印的朋友,才会对卢作孚有如此深刻而准确的评价,才会有38年不变的真诚友情。

 

作者:刘重来西南大学教授,《卢作孚研究》主编。

网友评论